国话重排萨特《死无葬身之地》，直面人性真实

《信仰与利益之网: 僧侣、海商与中日交流》，李怡文著，冯立君、傅亭瑄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，240页，80.00元

香港城市大学中文与历史学系李怡文副教授的《信仰与利益之网：僧侣、海商与中日交流》是今年获得列文森奖荣誉提名的一本东亚研究著作。本书将中世日本的对外交流形容为“宗教-商业网络”，对日本遣唐使的官方外交取消后的交流史进行了大框架式的概括，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视角。这一选题关注到中世日本对外交流中的“信仰与利益之网”，对英文世界的读者来说，有助于修正东亚世界“朝贡体系”的单一印象，对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，也系统梳理了九至十五世纪的中日“非正式外交”，有助于读者认识到一般常识以外的海域交流诸多面向。

书中提出了“共同的宗教信仰是否能提升贸易效率”的探讨，但对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在场因素——政治之网——则讨论不多。回顾日本学界的研究史可见，中世日本的交流史不仅仅是基于群体性人际关系网络的“宗教-商业”框架。贸易航路的转变、僧侣的政治·外交功能、商业活动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“伪使”问题、汉诗唱和的礼仪文化等都说明中世日本对外交流史的考察不应仅在“宗教-商业网络”框架下进行，利益、信仰与政治也是密不可分的。无论是“禅僧外交”或“伪使”现象，还是对“唐物”的需求，都与政治史脱不开关系。村井章介曾经指出，史料上以求法僧身份出现的人，同时也存在作为外交使节的可能性，也就是“外交与求法不可分离论”。在中世日本，无论是宗教还是商业，都是广义政治的一部分。

“大洋路”与“南岛路”的反复

学者河上麻由子曾指出，当遣唐使派遣的意义随着平安王朝国家的政治推进而消失，天皇不再需要通过派遣遣唐使来进行王朝国家的外交礼仪，天皇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发生了逆转。但中世日本与大陆和半岛的东亚海域交流，继续通过《信仰与利益之网》指出的僧侣与海商组成的网络进行着。在以博多为中心的中世东亚海域贸易网络中，从大洋路到南岛路的路线转换是一大关键。申叔舟记录其1443年出访日本的《海东诸国纪》中，就记载博多为“琉球·南蛮商船聚集地”。遣唐使时代，大洋路是主要航路，出五岛列岛，直到明州（宁波），一直持续到日本与宋的贸易时期（明州与博多、福原）。南岛路则是走奄美、冲绳诸岛到宁波或福州，由多条航线构成，并不是固定的。南岛路曾经还是海贼多发地，奄美海贼会主动袭击统领九州外交、贸易的机构大宰府。因此大宰府当时在奄美群岛也设立有派出机构以防备海贼，该派出机构的遗址近年已被考古发现。随着大洋路因两次“蒙古袭来”和元末战乱而受阻，南岛路逐渐兴起，在冲绳和奄美考古发现的福建产粗制白瓷就是贸易转移的证据。此时，大洋路与南岛路还是并用的，但是航路选择更多地往南岛路倾斜。随着南岛路的兴起，琉球的三山王权得以发展，明使杨载到访博多，在回国途中发现了中山王权的那霸港，最终促成了册封。除了博多商人恢复贸易路线的意愿，琉球朝贡贸易的诞生也源于南岛路上形成固定交易据点的需求。室町期遣明船也开始从堺（南海路）或博多出发，从积累了丰富航海经验的南岛路前往宁波，实现了大洋路向南岛路的转换。